民间俗语:“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节”。今年中秋节前,北京、广州都出现了大规模的交通拥堵,进京、进穗车辆充斥在高速公路上。无论专家还是高速公路收费人员,对此都有一个明确的判断,那就是过节“拜神”的人太多。
为防止“节日腐败”,每逢节日前夕各地都会下发“七个禁止、八个一律”之类的文件,明文禁止大吃大喝和收受贿赂。年年如是,今又如是。“节日腐败”为何久治难绝?
潜规则 节日行贿成为常态
“想给领导送钱、送礼拉关系、办事情,平常太突兀,领导不一定收,而领导亲属做寿、孩子读大学、亲属结婚、生病,这些良机是要上天来赏的,不会经常有,但节日是固定的,中国人又是一个人情社会,过节送礼天经地义,于是节日成了送礼、行贿的绝好时机”,长期在反腐一线工作的李利君给记者分析道。
清华大学廉政与公共治理中心副主任任建明教授表示,这是腐败严重化的典型表现,是腐败由轻微到严重再到陷于难以治理状态的标志。他认为当前的腐败就像人晚上要睡觉、早上要刷牙一样,已经变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种腐败文化,这才是最可怕的。
过节受贿在司法部门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做“收过节费”。在广东近年查处的贪腐案件中,受贿的主要时机便是过节。在记者曾经调查的朱思宜(号称韶关首富)行贿案中,朱为了争得有关部门领导的关照,每逢中秋节、春节必登门拜访,每次送上5万到8万元维持关系。这只是过节行贿的一个缩影。
昨日,刚刚从外地出差回到北京的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林喆教授告诉记者,这几天她的出差地天天塞车,堵得非常严重,出租车司机告诉她:“车太多,因为送礼的太多!”
林喆解释道,行使公权力者绝对不能收受民众的馈赠,否则便会与送礼者形成特殊的关系,如此一来,公权力者在行使权力时很容易偏向送礼者,从而造成权力的滥用,并产生不公平。
敲警钟 仅靠发文件不行
随着中秋、国庆两节的到来,全国各地纪委已经陆续下发了各种禁止节日期间大派利是、行贿受贿的文件,这已经成为延续20多年的惯例。
在林喆看来,文件是不能不发的。她认为节日期间防止腐败最重要的就是敲警钟。她表示,反腐倡廉就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警钟长鸣。
据记者调查,“敲警钟”的事,各地纪委部门都在做。去年中秋前夕,广东省纪委发出通知“节日期间乱发钱物一律免职”。在湛江,每年春节前,除了转发中纪委、省纪委的文件,当地还会举办“廉政访谈”,请市、县及行政部门的主要领导上电视,宣传预防腐败。
“但是你要说因此没有人收红包了,这恐怕很难,”李利君说,“关键还是要靠反腐的制度。”发文件绝不等于落实,也不可能包治百病。一定要辅以具体有效的检查、监督制度。
任建明则表示,对于社会公开的腐败,党政机构有所回应是必须的,但单靠发文件绝对是远远不够的。任建明说:“只要大家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就会发现腐败是减少了还是增多了,我们目前需要的不是‘扬汤止沸而是釜底抽薪’。”
新形式廉政柜廉洁操褒贬不一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赶着今年双节推出了“廉政专柜”的措施。公职人员在收受购物卡(券)后,可由本人或委托他人到廉政专柜上交,也可交至所在单位纪检部门,由纪检部门上交廉政专柜。公职人员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但主动上交购物卡(券)到廉政专柜的,不是违纪。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专柜启用的当天,便已有人上缴购物卡。
此举一出,有人叫好,也有人叫骂,叫骂者称其形式主义。其实,不仅是“廉政专柜”,近日惠州龙门县的“廉洁操”和东莞市莞城纪委与妇联为100名领导干部的配偶合办的“廉政课”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同样是褒贬不一。
至于很多地区开始陆续推出的培训“贤内助”、“搞廉政枕边风”等教育,很多网友批其无益,一些网友表示,“教育、管理官员是党和政府的事情,与家人有何关系?家人没有责任做这项工作。”
林喆表示,据她调查,领导干部贪腐的案件总是少不了几个主人公:爱财的妻子、帮忙贪腐的子女、大舅子、小舅子,一人腐败成全家腐败。“有些官员就是被贪财的家人带坏的,即使领导干部欲贪财,只要家人多吹风,还是会有用的。”林喆说。
出绝招 公示行贿名单或建廉政特区
廉政专柜是进步的、教育是有意的、吹风是有用的,但怎样的措施才能真正刹住“节日腐败”乃至整个行贿、送礼之风呢?
林喆教授昨天给出一个“绝招”:第一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拒收所有的礼物；第二步,将礼物交至“廉政专柜”,并同时向组织提供行贿人的信息；第三步,由组织统一公开公示行为人名单；第四步,对名单中的党员干部一律给予党纪、政纪乃至法律的惩罚；第五步,凡受贿而又瞒报、谎报者一旦被发现,从重处理。
“只要公示名单,这股风马上就能刹住,反腐败其实不难,关键看领导们有没有这个决心,敢不敢得罪人,”林喆说。
对此,任建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说,检举人只要向组织报告,被检举人就会知道,很多检举人因此受到了打击报复。“治腐不能作秀,作秀的反腐之术只能让腐败行为变得更加隐蔽。”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治腐之术———建立“廉政特区”。
他表示,“要成立廉政特区,模仿香港、新加坡的经验,从各地抽调廉洁官员及大学毕业生来‘特区’工作,再造一个政治、肃贪的环境,大胆实验,”他告诉记者,就像清除计算机中的病毒需要更换系统一样,中国的治腐也需要先重新构筑一个反腐的、廉洁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