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类似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早在2007年就有媒体报道，安徽省有长期不在岗的人员一直冒领教师工资，去年湖南也爆出逾百名教师“吃空饷”的报道，不久前安徽的界首也有一些农村学校实际在校学生人数和上报人数对不上，有的学校在校人数和上报人数能差出一二百人。
这些“吃空饷”事件的伎俩并不高明，都是基层的教育管理部门在数字上做文章，在实际数字的基础上再虚增一些，然后汇总上报给所谓“对下面的数字很放心”的上级部门，获取补助金，而下拨时则按实计算，从中“吃”差额。
为什么如此简单的加减法却能屡屡奏效，堂而皇之地就能把本来用在学生身上的钱“抠”了出来呢？
有人认为问题出在了“监管”上。
确实，教育的很多问题根源是在监管上，比如针对教育乱收费问题、择校费问题，教育部这两年出台的各种禁令还少吗？
但是，一道道禁令下达后，到底执行的如何又有谁来监督？不执行禁令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虽然禁令一道严似一道，却鲜闻有学校或个人因为违反禁令而受到处罚。
其实，我们的教育行政系统是有监督机构的——教育督导，我国颁布的《国家教育督导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明确地指出了教育督导的工作内容，“教育法律、法规、规章的执行情况；国家教育方针和素质教育的贯彻实施情况；义务教育普及水平和均衡发展状况；普通高级中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等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情况；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教育教学秩序、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教育经费投入情况和使用效果；学校办学标准的执行情况；学校教育教学水平、质量情况；学校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配备和使用情况；教师、校长队伍建设及条件保障情况；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教育督导机构要求开展的有关教育督导工作。”
无疑，教育督导本来应该对各项教育政策的执行负有监督的职能，但是，在现实工作中，很多教育督导都来自原来的教育管理部门，“自己人管自己人”如何能做到铁面无私？
除了监管问题以外，我们的制度本身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地方，给一些人制造了钻空子的机会。
“这首先说明我们缺少一个科学的学籍信息管理平台，或者并没能充分地利用类似的平台。”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他认为如果能科学地建立起学生学籍管理平台，那么学生的转入、转出等信息就可以一目了然。
不少被爆出“吃空饷”的县在做出回应时都指出，现在学生流动性很大，学生的具体人数变化很快，这确实给统计工作带来了麻烦，但实际上学生学籍信息平台的建设会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熊丙奇指出，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层层拨付的拨款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截留、挪用等行为创造了机会。据了解，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在进行经费拨付时，会把经费直接拨付给被拨付对象，比如直接把经费打入教师或学生的个人账户中。
著名教育专家杨东平指出，这种跟着“人头走”的方式，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中间环节容易出现的漏洞，但是在我国基层管理水平还普遍较低的情况下，这种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制度虽然可以设计，但具体实施起来还有很多障碍和鸿沟，短时间内想普及还过于理想化。
再有，虽然我国2005年建立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但是地方政府仍然存在着较大的财政压力。
熊丙奇指出，在建立该项经费保障机制前，我国教育经费统筹是以县级财政为主的。据统计，2004年全国财政预算内农村义务教育拨款为1326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教育补助专款约为150亿元左右，仅占全国财政预算内义务教育经费总支出的11.31%。
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后，中央加大了投入的力度，“但是这种投入主要表现在‘两免一补’，也就是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熊丙奇说，对于中央来说，确实增加了投入的力度，“两免一补”的费用由中央财政支出了，但是对于地方来说，并没有减少原来的投入压力。熊丙奇举例说，比如，原来县里一共要投入5元钱，学生自缴2元的学杂费和书费，现在这个2元钱由上级财政直接拨付了，但县里依然需要投入5元钱。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有很大的压力，尤其是那些经济欠发达地区。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通过如此简单的加减运算就能轻而易举地“骗”到上面的钱——显然，在一些地方，这样的做法至少得到了地方官员的默许，因为，对于一些地方来说，还确实缺少这笔教育的大块投入。这也是“吃空饷”事件频频发生的一个原因。但无论初衷怎样，甚至把“骗”来的国家财政的投入全部用于地方的教育事业，这样用欺骗的方式获取国家专项经费的做法都是不能原谅的。更何况，实际上很多地方，“骗”来的钱会被轻易地挪用为部门办公费和接待费等等五花八门的开支，和真正一线的学校和学生根本没有关系。
根据政府已经确定的目标，到2012年，中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要达到4%。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71564亿元，以此数据推算，4%就是18862.56亿元，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去年秋季起，国务院又启动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一笔笔的资金源源不断地从中央流向地方，流向贫困地区，如果不从制度上彻底杜绝“吃空饷”现象的发生，如果不从根本上提高基层教育管理部门的管理水平和对教育政策实施督导的力度，还会有多少本应普惠学校和学生的教育经费会被侵吞、截留或被挪用？人们有理由发出这样的疑问。
新闻回放
湖北阳新，本该惠及每一名农村学生的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资金，却招致湖北阳新受义务教育学生人数频频“闹鬼”：白沙镇白沙中学，政府公开文件上显示的学生人数，比实际学生人数多出约3000人；阳新县另一所中学，实际上课学生人数仅为政府公开信息中的四分之一；还有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幽灵学校”，仍在领着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经费。
虚报学生数量，换来的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资金，最终流向何方？面对记者质疑，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最终并没有否认问题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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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永州：逾百名教师吃空饷
2011年1月，网友发帖称，近年来，湖南省永州市多个地区出现了教师“吃空饷”现象。
随后，记者前往调查发现，网友所述基本属实。以宁远为例，从2009年至2010年，因离岗不归，宁远县共解除教职和停发工资的教师至少有60名。这60人中，或多或少都领过空饷；在永州零陵区，该区纪委2010年11月份查处的一份教师吃空饷名单就达109人之多。
当地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认为，那些拿着工资在外打工挣钱的教师，与学校领导或者学校之间，“多多少少有些猫腻”，“部分空饷进了校长腰包”。而永州当地教育部门则回应说，“空饷”主要有三种去向：一是进入学校财务，二是存进教师工资卡，三是教育局“保管”。
海南三亚：辞退5名“吃空饷”人员
2011年2月，网友发帖，称三亚市中小学有一群常年大吃空饷的“最牛教师”，他们或外出打工，或做生意，或在私立学校上课赚钱，有部分教师甚至请病假十几年从未上过一次课。
随即，三亚市发起了一轮全市范围内的大清查。教育部也回应称，将严惩相关人员。随后，三亚市很快公布调查结果：“在编不在岗”人员共计41名，其中，5名无故旷工，35名患有癌症、精神病、瘫痪等疾病，1名因分流未妥善安置。最终，有关方面决定对5名“吃空饷”人员予以辞退、注销人员编制、停发工资处理，并追回旷工期间所领取的工资。
安徽天长：乡镇学校教师在编不在岗问题突出
2007年，安徽省天长市在处理一批师范类毕业生的编制问题时发现，有22名人员长期不在岗，由此引发了全市范围内的编制清查工作。
最终，从万余名“吃财政饭”群体中，清理出“吃空饷”等在编不在岗人员共计318人，其中，教育系统人员超过200人。这200人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不符合遗属补助条件仍然继续领取补助；有的已死亡离退休人员家属继续领取工资；还有在读研究生以及在职外出经商、兼职等情况。
安徽界首：上报数字和实际相差1.5万人
2011年底，安徽界首市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一些农村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和上报的统计表上的人数对不上，有的学校在校人数和上报人数能差出一二百人。
记者调查发现，当地的学生数分为两种登记形式：一种是上报给国家的，叫国家报表；另一种是自己内部打好的表格。据知情教师透露，虚报人数的指令是由教育局逐层布置下来的，但学校并未收到文件。对于此种说法，界首市教育局予以否认。
最终核查发现，界首市教育局上报国家报表的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数字，和实际落实拨款表上的数字，相差了1万5千多人，借此骗取国家补贴1063万元。(李洁言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