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人坐出租车，与司机聊起刚刚向别人行贿的经历，结果这位司机调转车头，直接把他拉到了廉政公署。这件事发生在香港一个被誉为“廉洁之都”的城市。
在透明国际于2011年年底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香港在183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12位，在亚洲居次席。同样是去年年底，香港廉政公署针对贪污容忍度进行民调，市民给出的平均分数是0.710分代表最大容忍度。这一数值，为10年来最低。
数字之外，香港对腐败行为的“零容忍”原则体现在每一次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著名导演王家卫的电影《2046》拍摄的时候，一个娱乐记者为了进入拍摄现场拍照，塞给门卫300元，结果被判入狱3个月。2009年，一名来港定居的内地妇女在被分配了一个公屋单位后，写信给房屋署的一名助理文书主任表示感谢。她在信封里夹了一张100元的港币，让这名主任“买水果吃”，结果也被判入狱3个月。
在香港廉政公署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施祖祥眼里，“零容忍”是一种态度：“今天你是小，慢慢大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大。贪污就是贪污，小也是贪污，大也是贪污。”廉政公署前副专员郭文纬也曾表示，无论是大贪还是小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要处理”。
时间退回到40年前，这座城市却是另一番模样：建筑公司要向验楼人员行贿才能拿到入伙纸（一份证明物业符合标准的重要文件）；饮食店必须向有关部门派钱疏通才能取得经营牌照；就连着火时都要按规矩给消防人员“开喉费”。
社会活动家杜叶锡恩曾回忆说:“当时, 每一个小市民都在受苦。徙置区内每一位店东、街市每一位小贩，都要付黑钱, 简直要把他们勒榨至死才肯罢休。”
1973年，香港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敛财430多万元，相当于其22年警察生涯工资总和的6倍。积聚已久的民怨由此爆发，学生和市民手持写着“反贪污、捉葛柏”的横幅上街游行。
1974年2月15日，独立的反贪机构廉政公署正式成立，其人事、财政完全独立，不属于公务员序列。从此，香港社会掀起了一场“静默的革命”。
从葛柏成为香港司法史上第一个因贪污罪入狱的高官开始，1978年到2008年间，廉政公署共调查了70691宗案件，遭检控的有13337人，其中2440人是公职人员。同时，香港的反腐工作不仅针对公权力机构，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的行贿、受贿罪名及刑罚也被明确纳入《防止贿赂条例》。
1997年，廉政公署曾经拍摄了一部名为《才俊》的公益广告，其中的广告词打动了许多人：“挣钱并不是错，错的是你怎样挣钱。公平不代表每个人都赚一百元，公平是说你有赚一百元的能力，就能赚一百元；你有赚二十元的能力，就能赚二十元，这就是公平。可能你今日挣的钱比我多，但若我的才华比你多，终有一天我挣的钱会比你多。”
随着社会风气转变，廉洁逐渐与法治、自由一起，成为香港人最引以为豪的核心价值。
从中学起，香港的青少年就要参加“廉政讲座”，学习什么是贪污贿赂以及如何举报。廉政公署根据已审结的案例组织拍摄的《廉政行动》剧集，也大受港人欢迎，平均每集有119万人观看。
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初，实名举报的市民投诉不超过30%。如今，这一比例已超过70%。
几年前，廉政公署特意将那句经典的广告词“香港胜在有ICAC（廉政公署）”作了一次微调，改为“香港胜在有你同ICAC”。
在廉政公署大楼展览厅里，摆放着记录“黑暗年代”的展板，葛柏的“收数簿”（受贿记录本）被放大成模型供人翻阅参观。200多页厚的“收数簿”记满了字花、外围马、外围狗、歌厅、妓院、麻将学校、鸦片烟档等各类场所向他行贿的记录。
但对大部分市民来说，廉署大楼最吸引人之处却是它的咖啡厅。多年来，凡是有人被请进廉署问话，工作人员往往都会礼貌地沏一杯咖啡，于是“廉署请喝咖啡”就成了被调查的代名词。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曾说，廉署的咖啡味道如何，完全取决于喝咖啡之人的心情。
每年一到廉政公署开放日，最受欢迎的人并不是汤显明，而是咖啡厅里冲咖啡的大姐。2010年，许多手捧速溶咖啡的市民争先恐后地与她合影，这位大姐也因此连续两天成为报纸的头条。
